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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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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世界经济贸易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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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与中国经济学家  

2010-06-20 18:16:30|  分类: 谁有希望获诺贝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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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56年出生于湖北公安县,从小体弱多病,不太讲卫生,也不太爱讲话,小学成绩不好,初中突飞猛进,辗转读完高中后下乡当农民,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增强了体质,学会了抽烟,练出了酒量,结交了朋友,增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感,立志替农民说话,希望人民富裕、国家强大。1976年进入华中理工大学,1980年获学士学位并留校工作,1982年获硕士学位,1983年赴美留学,1987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到德州农工大学(A&M)工作,现为该大学终身教授。他还担任过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会长(1991-92年),与易纲、陈平和张欣等组织会员编写了14本关于市场经济学的普及丛书在国内出版,获1994年四个国家级大奖。他和洪朝辉发起成立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并担任首届主席(1995-97年)。

取得终身教授资格后,他有时间经常回国参加研讨会和讲学,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香港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大学兼职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等职务。他还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军事经济学院讲学。

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动态经济学、经济机制设计和一般均衡理论。他指出,大多数经济研究,特别是一些实证性分析,都建立在给定的经济制度或机制之上,而现实中经济制度或机制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中国经济机制转型期间的许多问题就不能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来解释。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更一般的模型,把经济机制看成是未知的、可设计的,并且在一定的标准下我们可以比较和研究各种经济机制的好坏。机制设计可以大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制度,也可以小到只具有两个参与者的经济组织管理的委托人,如委托代理关系。机制设计者可以是一个立法机构、经理厂长、部门主管、提出各种模型的经济学家,也可以是约定要遵守某些规则的所有参与者,或其他制定规则或法则的某种机构。

此外,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信息不完全的社会,由于任何人特别是上级部门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其他人的所有私人信息,在指导社会经济活动中会遇到很大的问题。机制设计的目的就是激励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为实现既定的目标努力。许多现实和理论问题,如委托代理、契约理论、规章或法规制订、公共财政理论、最优税制设计、行政管理、政治社会制度设计等,都可归结为激励机制设计。

作为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者,他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曾列了几个题目给导师看,后听从导师的意见,选择较为简单的一个做(《如何设计出简单、可行和具有一些良好性质具体激励机制》,该论文获全美博士论文奖),将另外一个重大的研究放在毕业以后做(《论证私有的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并且产生了资源有效配置和个人理性配置的机制》)。他的部分研究成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结集出版,一本是《最优选择与一般均衡》,另一本是《激励、信息与经济机制》。他得出结论认为,无论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机制,国有经济,还是混合的集体经济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所需要的信息都比竞争市场机制所需要的多。所以,在竞争市场机制能够解决资源的最优配置的情况下,应该让市场来解决。只有在竞争市场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设计其他一些机制来补充市场机制的失灵。这个结果为中国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国有经济民营化提供了理论依据(《A Unique Informational Efficient Allocation Mechanism in Economies with Public Goods》)。

他于1995年提出了中国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三个阶段: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认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支撑市场体系各种相关制度不是能在短期内所能完成的,首先应当进行的是经济自主化和市场化的改革而不是大规模的私有化(《经济研究》1995年)。研究表明,国有、集体,民有产权所有制在不同经济环境下都有相对优势。当经济自由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非常低下时,国有企业将比民有和集体合作企业更具有相对优越性;如果经济自由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则集体企业将比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具有相对优越性;如果具有高度的经济自由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则民有企业将是最优的产权安排形式。因此,只要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要经济保持长久持续性地高速增长,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国有经济民营化将会是最佳选择和唯一根本的出路。

他1996年发表《内部产权的所有权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变》(《经济研究》1996年,《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期转载),提出渐进转型的主张,与西方学术界提出的迅速私有化的休克疗法观点不同。他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章还有《中国集体企业的产权和本质》(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Collective Enterpris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0);《产权结构和中国的乡镇企业改革》(《经济研究》,1995);《中央地方关系与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分权化决策制定》(《现代中国研究》,1996);《一个转轨经济的所有权理论与经济体制的平稳转换》(《现代中国研究》,1997);《退休社会保障模式的比较与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选择》(《经济研究资料》,1998)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现代中国研究》,1998)等。

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改革和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国过去一直未重视激励兼容问题,以至许多人的个人行为和改革者所要达到目标是不协调的。过去解决这一问题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对当事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表明这种方法对许多人无效,或者政治工作者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才暂时有效,成本大收益小。激励机制适用于各行各业,几乎生活的每个角落都需要。一些很具体的经济政策问题往往都是以抽象的经济模型为背景的。

他认为,经济改革前的社会不公主要表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国有经济创造的财富主要只是被城市居民分享,占80%左右的农村人口没有享受到什么好处。经济改革后国有经济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程度和幅度在城镇中大大增加,主要表现在城镇职工与掌握各种权力官员之间的收入巨大差别和机会不平等,国有资产流失到少数人手中,从而造成了社会不公。要解决中国经济长久持续发展的问题,需要从经济制度建设和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软件部分着手。要加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和大量减少政府部门干预经济活动的程度。同时,要大力提倡发展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私有企业。彻底和尽快地放弃国营企业能搞好的幻想。中国农村最后不得不实行永佃制或土地私有化,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大批农村劳动人口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是必然趋势。权力的市场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他认为,资本的流动所带来的利益从长远看会超出所付出的代价。一个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如何最佳地限制资金的流动,而是让资本流动能更好的运行,尽量的减少发生资金大量出逃的机会和减少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所带来的代价。

他说,中国继续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如三农问题,贫富差距,贪污腐败,金融体制等。所有重大政策的制定,都应先派官员、学者、政策研究人员等先下基层单位,到农村、工厂、各个行业去了解情况,知道问题的关键是什么,难点是什么,老百姓是怎么想的,哪些是最需要解决的。然后反复讨论、分析,形成建议或议案,再制定政策。对问题的研究也应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证性方法,搜集相关资料。只要需要和可能,对每一问题的研究都要进行实地考察,收集第一手资料,详尽了解相关情况,平实地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可以操作的对策。考虑问题既要有前瞻性,又不脱离实际;既要有对问题的分析,又要有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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