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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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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世界经济贸易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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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与中国经济学家  

2010-06-22 17:10:28|  分类: 谁有希望获诺贝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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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1961年生于北京,儿时曾随父母到过黑龙江和贵州的“干校”,高中毕业后在京郊密云县插队,1977年考取清华数学系,1981年毕业并留学美国,1982年即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斯坦福大学工作至1999年,后到马里兰大学工作到2001年,再后一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获终身教授职位。有人评价说,本科数学思维训练,硕士统计学和运筹学等方法论训练,以及博士规范的经济学训练,练就了一个经济学研究者所需的合理的知识内存。

        他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作为发起人之一,并担任了1986-87年的学会会长。与国内的访问学者茅于轼、樊纲关系密切,邀请国内的周小川和王岐山到美国参加活动。从1993年开始,他就利用假期在北京大学开设博弈论、非对称信息经济学和公司治理等课程。另外,他也在人民大学和社科院讲课,还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体改委/办、人民银行、财政部等机构交流,就国家财税改革、金融改革、汇率改革和企业改革等积极建言献策。2001年开始,他积极为母校清华大学成立不久的经管学院(1984年成立)网罗人才,并亲自授课,2005年出任清华经管学院第一副院长,2006年升任院长。2009年开始兼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

 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发表了《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与青木昌彦共同主编,1995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硅谷的故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1期)、《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与肖梦共同主编,200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经济学科在美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6期)、《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经济学家市场在美国》(《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7月第九辑),以及《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理解GDP》(《财经》2005年第6期)等。在很多人看来,他就是一个传播者,不断将海外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带回国内。

 他通过国际比较观察得出三个结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特殊,增长的基本因素不特殊,存在的问题也不特殊。如果日本以1950年为原点,而台湾以1958年为原点,韩国1962年为原点,中国1978年为原点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这一组国家和地区很相似,固定资产投资都比较高,而且都没有带来资本回报的下降。推动经济发展的三条基本规律也差不多,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再简单一点,可概括为“放开”和“开放”两方面,前两条都是“放开”。就连中国经济体制不健全这一点,也像许多国家和地区一样,与发展水平大体一致。即便有一些特殊,也不是在这些基本的层面。他指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是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更确切地说,是在制度安排方面取得进步。从实际结果来看,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进展最突出,但三个目标都还没有达到,还要继续努力。中国出现的很多问题,关键就在于政府改革不到位。具体说就是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的关系中,政府权力过大,缺乏约束和监督,导致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受到阻碍,而政府改革不到位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不足(《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经济》2008年1月12日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发言,《冷静认识自己 客观看待世界》,《中国改革》2010年第6期)。

 他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观察发现,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一个困难时期,在“发展与公平”方面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有人认为在关注公平的时候,减少改革的力度是应该的。他认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互相替代的关系。通过改革、通过提高效率,往往会产生成本较低的方法,达到公平的目的。关于对劳动者保护的问题,他介绍了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印度1947年《劳资关系法》出台后,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的邦,制造业的发展较慢;而干预较小的邦,发展则较快。研究说明,即使动机是好的——想提高劳动者收入,但如果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结果是既牺牲了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在2008年《财经》年会的发言)。

 他的其他一些研究涉及“目标与过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2期),“激励与约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5期),“市场与法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3期),“政府与法治”(《比较》2003年3月第五辑)等。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十分关心大学的改革,专门写了《大学学科布局思考》一文,以美国大学学科设置为例,总结出了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学院设置的三个层次的共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大学学科分类的缺陷,内部设置的偏差,以及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美国大学学院设置的第一层是基础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支柱,通常归为文理学院。第二层次是衡量学校声望和科研水平的四大关键职业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第三层次是其他职业学院,包括建筑学院、新闻学院、教育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农学院、美术学院、神学院等等(一所大学通常只有其中几个特色学科)。他把这三个层次的关系用三条横线来概括,第一条是基础学科(文理学院),第二条是实用学科(职业学院),两条线之间的第三条是四大关键职业学院。虽然这个图并不全面,有些学院和学科未列出,但大致反映出学院、学科之间关系的轮廓。通过对比,他发现中国现行的12个学科门类没有分开层次,也缺乏科学性。相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而言,中国的社会科学与国外差距更大(自然科学早就全盘引进西方的知识,文史哲有自己的古代文明,惟独社会科学有很大欠缺)。因而,他建议将12个学科分为基础学科和实用学科两个层次,加强社会科学建设。

 作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带头人,身兼哈佛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理事会理事和亚太商学院联合会(AAPBS)主席职务,他直接领导实施了MBA课程设置的改革。他认为,中国的MBA教育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误把MBA当作研究生教育(他认为是职业教育);二是课程设置偏重知识传授,缺少国情理解,忽视能力和品格培养;三是缺乏实践锻炼(《MBA本质上是职业教育》)。清华的MBA课程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把第一年的核心课程分为能力与品格课程、必备知识课程、整合与实践课程三类,具体设计为四个教学模块。学院通过安排学员国际交换学习、海外实习或短期研究,开阔视野,增加实践机会。另外,学院也推出用综合案例分析报告替代毕业论文,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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