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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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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世界经济贸易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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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江与中国经济学家  

2010-06-27 08:54:14|  分类: 谁有希望获诺贝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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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53年生于湖南嘉禾县,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82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任职,1983开始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研究生,1985年获硕士学位后留学美国,1991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受聘于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任助理教授,1996年升为终身教授,曾先后兼任世界银行顾问,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副会长,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员,长江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员、教授等职。研究领域包括组织理论,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比较企业制度和劳动经济学,货币与公共金融,中国经济等,对中国的乡镇企业、国有企业、银行制度和国家组织形式等问题也有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观点。

他认为,积极利用外资加快中国银行业改革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中国的银行业,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环境,都存在着严重问题,导致银行业改革进程中遇到两个“两难”——效益与风险的两难、快与慢的两难。对内(如民营银行)开放,会使道德风险加大;但如果银行业不开放,则不能形成竞争的市场,无法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造,从而提高效益,这是第一个“两难”。另外,银行业改革拖的时间越长,成本就越高;同时,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协议,开放时间紧迫。改革的迫切性与制度环境建设的长期性构成了第二个“两难”。他认为,利用外资,通过外资银行的参股、合资及独资,符合盈利动机和非短期行为的两个条件,有利于走出“两难”困境。外资银行的盈利动机强,政府行为弱,来自制度成熟和健全的国家,自身历史悠久,并以全球为经营范围,道德风险较小。因此,他认为银行业改革的进程是,首先让外资银行参股、合资,逐步向独资外资银行开放,形成银行业竞争;然后,在竞争的环境中改造国有银行,同时进行内资民营银行试点;然后,待制度成熟后全面开放内资民营与外资银行。

他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关键问题是就业,而解决就业的关键是发展中小企业,政府的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在2008年举办的“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新年报告会”上说,中国劳动力每年增加2000万,其中新增加大学生毕业生600万,现在农民工的规模达1.3亿,农村还有超过1亿的剩余劳动力。在过去30年高速发展时期,年创造就业机会也只有600万到800万。所以说,就业仍是最大的民生,最大的人权。中国民营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它们只用了20%的社会金融资源,却创造了50%的政府税收,实现了60%的出口,贡献了60%的GDP(相当于大型企业的4-6倍),发明并获得65%的专利,创造了75%的就业(相当于大型企业的8-10倍,就业总人数超过3亿,使75%的国营企业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然而,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甚至经常成为被勒索的对象,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和腐败分子的“私人银行”。虽然国家通过“五缓”、“四减”、“三补”等措施对中小企业减免税,并对就业和培训等进行补助,但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宏观调控的影响,中小企业面临的形势更加艰难。他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给中小企业和劳动者双方都带来很多问题,建议全国人大通过一个补充立法,明确中小企业是不适合《劳动合同法》。

他认为,大政府也是中国的大问题。中国庞大的政府占有了社会财富的75%,包括全部土地,自然资源,大量国有资产,总价值达90万亿元,政府每年有6万亿左右的财政收入,还有4-6万亿各种明确和隐性的税费收入。发达国家财政收入的60%以上是转移支付(写支票给穷人,参加公共医疗保险的人),而中国90%的收入政府可以自由支配。历史上看,在大政府的环境中,每一次规模的投资拉动经济发展都导致了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如1958年的“大跃进”和1978年的“洋跃进”。反之,如果政府能够减肥,经济就会蓬勃发展,如1962年的“三自一包”政策帮助人民渡过饥荒,1978年的“改革开放”更是带来了辉煌。西方国家是奉行小政府,政府瘦小的时候营养不良的时候让它多吃是正确的,而我们中国政府本来就是一个胖子,它身体有问题的话,再鼓励多吃一点,不断的吃下去,胖子的问题会更严重的。因此,我们不能模仿西方国家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就推行凯恩斯的方法。他在自己有关讲话、研讨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篇数万字的学术论文《国家与经济》。文章指出,国家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具有消费和生产功能的经济人,也是经济规则的制定者和强制执行者;国家具有两难性质,只有足够强大才能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去做该做的事,但过分强大就可能不受约束而滥用权力。现代国家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它存在制约和平衡的机制,使国家在积极有效地发挥它应起的作用的同时,无法滥用权力,成为掠夺之手和寻租之源,阻碍经济的发展。这种制约与平衡的机制,就是法治与民主。

在他看来,国外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的理念已经超过99%,大家争来争去的就是1%的问题。国内有人把这1%说成是很大的矛盾差别,这是个很大的误解。亚当·斯密“要以市场为准则来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关系、供求关系,市场也可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和福利的最大化,这是西方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接受的。尽管现在大家反复说凯恩斯主义,谈到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结果,这其实是大家都在共同承认了斯密90%理论的前提下,再讨论剩余的10%,即讨论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交易成本;等到这10%的部分也被大家认同了以后,又有人提出一个在现有理论下不能解释的新问题,大家又集中在1%的问题上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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